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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and long term growth

Going for Growth 2016: Executive Summary in Chinese

 

內容提要


近期來看,全球增長前景依然烏云密布,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失去增長動力,世界貿易減速,發達經濟體的復蘇也被持續疲軟的投資所拖累。在近期這些令人關切的問題背后,是普遍存在的生產率增速減慢問題。這種下行趨勢可以追溯到二十一世紀初——至少發達經濟體是這種情況,而且目前沒有什么復蘇跡象。在過去幾年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在減速,這不禁令人產生疑問:這些經濟體是否有能力進一步彌合它們同最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為持續提高生產率和創造就業機會,仍需推行結構性改革,并配合需求側的政策,這將有助于改善公平。


《力爭增長》進行了全面評估,幫助各國政府思考政策改革可能會對其公民福祉產生何種影響,并且制定最有利于實現目標的一整套政策?!读幵鲩L》框架也有助于20國集團國家衡量其為履行2014年做出的承諾所做的努力,即促進20國集團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并相應調整各自的增長戰略。


本中期報告綜述了經合組織和一些非經合組織國家在增長方面面臨的主要挑戰,也盤點了過去一年左右在推行結構性政策改革以化解挑戰方面取得的進展(第1章)。在盤點進展時,考慮了《力爭增長》2015版本確認的各國改革優先事項的主旨。本報告還討論了旨在實現包容和宏觀經濟再平衡的促增長改革的潛在意義,其重點在于鞏固公共財政,減輕經常賬戶失衡以及減少收入水平的不平等。


報告還綜述了在需求持續疲軟的背景下,實施各項改革所產生影響的問題與證據,以及不同情況下支持改革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到位情況或其實際效果(第2章)。最后,報告評估了國內總產值所產生的收入與分配和居民收入之間的關聯(第3章)。具體而言,報告分析了在過去二十年里經合組織各國的國內總產值增長向家庭部門傳導的主要渠道是如何變化的。


政策改革挑戰

  • 為持續改善大多數公民的福祉,世界各國政府在謀劃改革戰略時,需要解決深層次結構性薄弱環節的問題,使危機無處藏身。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薄弱環節往往由來已久。
  • 全球生產率增速放緩的特點是,各行業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增長差距不斷拉大,尤其是龍頭企業與在生產率邊界之內正常運行的所有其他企業之間的差距在擴大。而龍頭企業基本上是生產率增長保持穩定的跨國企業。改革的一項優先事項是,清除障礙,釋放創業動力,讓企業能夠充分利用知識和技術普及。
  • 降低失業率仍是許多國家的一項主要挑戰,南歐和中歐國家尤其如此,其長期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其他國家正在面臨相對較高的勞動力市場退出率(例如,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水平低(韓國和日本)或非正式就業比例高(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要實現更加包容的增長,應對上述這些勞動力市場的挑戰是改革的優先事項。

2015年取得的進展

 

  • 雖然在應對一些主要挑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2013-2014年表現出的改革步伐放緩在2015年依舊存在。(即使考慮到一些已經制訂但尚未得到充分落實的措施之后也是如此)
  • 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政策領域里改革步伐不一致。
    • 一般而言,南歐國家(特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步伐仍然比北歐國家快。在歐洲之外,采取了相對較多與《力爭增長》建議有關的措施的國家包括發達經濟體中的日本以及新興經濟體中的中國、印度和墨西哥。
    • 相對而言,為提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和改善教育成果而采取的行動較多,而在創新政策、公共部門效率或產品及勞動力市場規制方面采取的行動較少。
  • 在收入水平不平等特別突出的國家,在政策優先事項方面采取的大多數行動可能有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不過,對于那些經常項目赤字最大的國家來說,最近采取的促增長行動不太可能減輕其國際收支失衡狀況。

需求疲軟背景下的改革

  • 在全球經濟前景暗淡背景下,有充足理由優先開展那些不僅能夠促進就業和提高生產率、而且也能以最佳方式在短期內支持經濟活動的改革。
    • 除了提高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改革外,這種改革還包括減少需求受抑制服務部門的準入障礙,醫療和養老金領域應享福利的改革,以及住房政策和就業協助方面的改革,以促進勞動力在地域間和不同工作間流動。
    • 要提高結構性改革的短期成果,還需要解決金融部門仍存在的功能失調問題,以促進信貸向那些難以進入金融市場的個人和企業流動。
    • 在歐元區,如能提高改革的同步性,讓貨幣政策有更大空間來減緩持續低通貨膨脹率導致的實際利率的潛在增長,也有助于降低轉型成本。
    • 預算空間非常有限的國家,可能只能優先采取短期回報率高或成本低的措施,同時確保其他措施使用籌資的方式盡可能有利于就業和增長。


國內總產值增長與家庭總收入

  • 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3年期間,經合組織大多數國家的國內總產值實際增長幅度往往超出家庭實際收入的增幅。
  • 出現這樣的增長缺口,部分原因是一些因素沒有政策牽引力,特別是消費價格(包括增值稅)的增長高于生產成本的增長。例外的是挪威、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大宗商品出口國。
  • 家庭收入在國內總產值中的占比(簡單地定義為名義家庭可支配收入與名義國內總產值的比率)在本報告討論期間,就所有經合組織國家平均值而言保持穩定。但這種平均穩定掩蓋了不同國家在水平和變化上的差異,奧地利和韓國的占比出現大幅下滑,而斯洛伐克和芬蘭則有了大幅增加。
  • 分析勞動、資本和次級(即,政府凈轉移)收入相對于國內總產值的占比,能夠評估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總產值比重的變化。很多國家的情況是,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與家庭資本收入的占比同時下滑,表明利潤沒有再分配給家庭部門而是留在了企業部門。
  • 但是,經濟體中的家庭、企業和政府部門間收入分配的變化與經合組織許多國家經歷的家庭部門內收入水平不平等加劇之間沒有明確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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